在线美工 人类世不作为的悖论:知识生产、政治动员和社会关系的安全化 | 国政学人
作者:Madeleine Fagan在线美工,英国华威大学助理教授。
来源:Madeleine Fagan, “The Paradox of Anthropocene Inac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17, No.1, 2023.
导读
目前,主流媒体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报道尤为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以及气候安全等议题。针对这些紧急情况,尽管一些国家已经采取相应行动进行了管理和调适,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正面临着DR Bludhorn所说的人类世的“生态悖论”(ecological paradox),即我们明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却什么也不做。公众、媒体和学者对“人类世”这一概念的普遍运用似乎印证了Lauren Rickards所说的“表演严肃”(performance of seriousness),但是作者认为,“表演”本身就说明人类世作为一种危机产生的方式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以一种扩散的方式运作安全合理性,这种安全理性具有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效应,因而不利于政治动员。
一方面,面对人类世出现的紧急情况,一些学者提出运用例外主义的安全化(exceptionalist securitizing)或紧急情况的逻辑(logics of emergency)进行治理。前者会 “自然而然”地引入例外举措(exceptional measures),而后者则会“激活”(activating)相应行动。作者认为,这种对人类世界的悲观解读凸显了安全化的缺乏和失败,如果问题在于人类世的安全化不充分,那么解决方法就是对紧急情况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述,以促成政治动员。另一方面,较为乐观的学者提出将人类世置于安全议程之外,这意味着“人类世”这一概念可以作为合理的政治辩论、科学进步和批判性分析的试金石。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紧急情况框架会使技术干预、去政治化和专制社会监管合法化。事实上,在非学术话语中,人类世不是以明确的安全术语来框定的(即紧急情况框架,crisis framing),而是以科学、技术或创造性术语来框定的(即科学框架,science framing)。
作者的研究目的是重新思考人类世、安全和政治动员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为什么目前的紧急情况没有促成强大的政治动员。为此,作者提出了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人类世没有明确以威胁或恐惧的表达方式被成功动员起来,为例外主义的安全化服务,而且人类世还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概念或科学概念,所以无法承担如此宽泛的安全逻辑。因此,作者认为需要关注人类世与安全理性(security rationality)之间的微妙关系。二是,围绕人类世的知识生产实践,即将人类作为地质行为体(geological actor)进行图形化的再现和边界条件的识别,以及将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系统(planetary system)进行地质时间线的缩放等等,这一实践框架基于一种具体的虚拟安全理性(a specifically virtual security rationality)进行运作,这种安全理性试图管理、合作和指导这一知识生产实践的过程。作者认为,人类世可以被理解为对原本熟悉的时间、伦理、关系、空间和尺度等类别的破坏,进而为新形式的政治社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作者在思考政治动员问题时发现人类世的悖论,即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人类世所采取的逻辑和理性,恰恰会使政治动员变得困难。作者从政治动员的可能性出发,首先探讨了政治动员这一概念。作者认为,不应当把危机当作动机,而应把政治动员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功能,并假设政治动员具有增加知识、理解和证据的功能。在第二部分,作者探讨了知识生产实践中的安全理性有可能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安全关系。计算(calculation)和描述(representation)两种实践使人类世的知识生产实践成为可见的和可操作的,它们将地球和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人类成为了一个分解的和分散的主体,进而使集体行动中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个人化、去语境化和去政治化的安全关系,这进一步限制了集体政治动员的可能性。因此,尽管缺乏明确的安全化反应,但是人类世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而被安全化。在第三部分,作者阐释了具体的虚拟安全逻辑(a specifically virtual logic of security)是如何在人类世的知识生产实践中运作的。
人类世的政治动员在线美工
面对紧急情况,人类世缺乏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人们对科学的无知,而在于这种科学框架的去政治化效应。例如,在气候安全领域,人们主要关注碳排放指数(Carbon Emission Index,简称EIC),而不是政治变革。对此,Erik Swyngedouw认为,气候问题的紧急框架或科学框架“产生了一个彻底的去政治化的想象(a thoroughly depoliticised imaginary),一个与具体的政治方案或社会生态项目没有联系的想象”,这种去政治化的结果是“科学占据了舞台中央,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因此,将缺乏政治动员归因于全球企业资本主义(global corporate capitalism)的既得利益或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足是远远不够,如果科学框架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人类世的(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更宏大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社会理性(social rationalities)和社会主体性(social subjectivity)的影响。因此,作者不是直接关注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或社会运动,而是关注它们所共有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人类世中更宏大的社会话语框架(societal discursive framing)中的一个要素。
一些学者主张从社会角度来观察和理解人类世,以及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使人类世产生的,即人类世源于社会,它是过去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基于此,作者认为在思考政治动员时需要关注社会,具体而言,人类世是如何被社会创造并产生社会影响的。尽管作者的关注重点不是关于气候问题的具体社会运动,但与此相关的大量文献凸显了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作者认为这些社会因素恰恰受到人类世的知识生产实践中的安全逻辑的制约。已有研究试图将政治动员理解为“对不满情绪的理性反应”,比如将“反抗灭绝”气候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简称XR)和“未来星期五”气候运动(Fridays for Future,简称FFF)等社会运动的框架描述为对不满情绪的理性或科学反应。然而,这种“理性反应”(rational response)模式近年来在很大程度上被身份导向的路径(identity-oriented approaches)所取代。后者认为,社会运动并不是围绕着共同利益展开的,而是以紧密的社会网络为连接点,因而是一种集体身份的(再)生产方式。总而言之,纯粹的“外部事实”(ecternal facts)不足以促成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依赖于社会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人类世。
人类世的安全化
美工人类世是一个打破了安全与威胁二分的关键概念,它呈现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紧急情况,并要求我们培养一种地球意识(planetary consciousness),即超越人类世界,在线美工欣赏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发展替代性和边缘化的本体论,这似乎为安全理性提供了替代选择的空间。然而,人类世并没有普遍出现人与自然相分离,识别“威胁”,“制造”敌人,以及短期化、集中化、等级化和军事化的决策等现象,并不意味着人类世没有被安全化。这是因为,在人类世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生命过程(life processes)进行治理,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的覆盖范围和风险可能已经从人类延伸至环境。
为了说明人类世是如何被安全化的,作者引入了Jef Huysmans提出的“扩散性安全化”(diffuse securitizing)和“安全的松绑”(unbinding of security)等概念。其中,“扩散性安全化”用以描述低浓度的、分散性的安全实践和权力关系,并区别于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例外主义的安全化。具体而言,通过监视和风险管理而形成的“集体嫌疑”(assembling suspicion)引发了一种普遍的安全或恐惧气氛,而其他分散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也可以流通不安全要素和营造不安全感。扩散性安全并不意味着将安全与其他不连续的领域联系起来(比如巴里·布赞提出的“安全的部门”, “sectors of security” approach),而是意味着“话语上、制度上、技术上”的安全通过关联(association)在横向上“网罗”(netted)起来。除了关注议题联系的话语、制度和技术,作者认为还需要关注议题联系的共同概念(common conceptual field)。正如上文提到的,人类世并没有因为使用“安全”一词而直接实现安全化。根据Jef Huysmans对“安全的松绑”的研究,安全理性通过风险、可扩展性、先发制人、计算和涌现(emergence)等话语联系(discursive connections)在各种议题中流动穿梭,进而使人类世作为人类的认识对象,在知识生产实践过程中成为可见的和可操作的事物。作者认为,围绕着人类世开展的知识生产实践而发展出的社会政治理性(socio-political rationality)塑造了人们对“集体国家”、“权威机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的独特理解,其结果是阻碍了政治动员。
作为安全实践的人类世
1. 虚拟安全的运作和紧急情况的管理在线美工
虚拟安全(virtual security)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安全是如何通过不确定性来运作的,这不同于与其他试图控制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安全逻辑。识别虚拟安全逻辑的关键在于对涌现,而人类世正是在这种涌现、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和共同进化的地形(terrain)上产生的新事物。
Michael Dillon认为,虚拟安全关注的是形成过程中的身体(bodies in formation),即作为安全主题的生命(life as the subject of security)的生产,从而把安全的重点从现在延伸至未来。由于安全只能确保已知的东西,所以生命必须被还原为可计算的和可映射的数据。因此,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这些重新认识生命的过程得到了加强——生命被重塑为一种功能,与环境里和其他生命形式共同进化,也就是说,生命在复杂系统中出现的生命,并且这种生命是发展的和进化的。然而,作为涌现的生命是危险的。任何安全政治都必须产生于它所声称的安全,因而新兴生命必须以适配的方式产生,即生命被理解为分子化、数字化和可计算的术语,这也是对共同进化的复杂性和威胁性的再回应。
这种管理方式体现在利用“社会复原力”(societal resilience)来应对人类世挑战的过程中。在生物政治方面,复原力寻求的不仅仅是管理生命本身,更是管理新兴生命的可能性。正如David Chandler所说,在关于社会复原力的论述中,问题总是被建构为“在一个复杂系统或非线形世界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掩盖了结构性条件。尽管用安全想象力取代社会学想象力具有更重要的政策影响,但是作者将探讨人类世运作的虚拟安全理性对社会关系、身份的创造和转变的影响,进而探讨对政治动员的可能性的影响。
2. 人类世的主题:计算、关系和文本
“安全”作为一个符号,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扩散的,本质上都是表演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正如Jef Huysmans所说,它将社会关系组织成安全关系,而安全需要一个特殊的排序过程,“通过积累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原理尽可能推迟反身性的限制”。随着人类世的到来,安全的排序策略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上文提及的“科学”框架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通过将政治辩论转移到“科学”方面,比如各种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气候安全模型的准确性等等,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安全的排序过程涉及世界(包括社会层面的世界何和地球层面的世界)运作过程中的数据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世是测量、缩放、计算的产物,这种测量、缩放和计算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并且积累了远离文本的数据。Jef Huysmans认为,收集可用的数据“将人们及其实践从直接的环境中抽象出来,数据几乎没有保留它们被提取时的具体情境的痕迹”。Michael Dillon也认为,生命被简化为生物代码时发生了“消减”(thinning),这些消减的痕迹至关重要,否则有意义的关系(relation,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就变成了可计算和可编码的互动(interaction)。因此,人类世的社会关系在因果方面都被掩盖了,关联取代了因果关系,导致社会结构关系(比如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解释人类世方面的作用被边缘化了,而这些框架对于理解主体性、身份、集体的产生,以及共同伤害等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作者试图说明,在思考政治动员问题时,人类世是如何产生了一种悖论的,即使其具有可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知识生产实践也在运作一种限制政治动员的安全理性。作者并不是说人类世并不令人担忧,而是对人类世发出警告,即社会关系转变为安全关系的潜在影响。
人类世让我们面临着陌生的生命、尺度和关系——大加速图、行星边界的计算、地理系统科学的映射互联、行星想象力、地质时间尺度和共同进化,而虚拟安全视角有助于阐明人类世的知识生产实践中安全理性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安全理性既将生命作为发展和进化来生产,又对生命涌现的过程加以保护,即对人类生命进行编码,导致主体被分解为数据点,而它们是分散的和稀薄的,以至于无法参与“正在进行的关系的纠缠网”(entangled mesh of ongoing relations),而这些关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限制关系性涌现的同时也限制了重新配置行动社区的可能性,进而限制了政治动员的可能性。
译者:何诗雨,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非传统安全与联盟政治。
审核 | 李源
校对 | 李源
排版 | 张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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