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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地缘经济：“一带一路”与中国不断演进的大战略上架产品

作者：Mark Beeson, 西澳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Mark Beeson, “Ge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 6, No. 3, 2018, pp. 240-256.

导读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正在不断提高。这一倡议的地缘经济影响正在引发人们对于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的思考，以及未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将如何运用自身的经济影响力。

这篇文章从“一带一路”倡议入手，探讨了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的思考和辩论，以及中国在经济和战略政策的演变方法。文章先是从理论和历史背景两个角度介绍了地缘经济影响这一概念；在明确概念之后，作者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讨论中国如何运用自身正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最后，作者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可能会对现有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造成的影响。

这篇文章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更贴近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全球化的捍卫者的角色。中国正在尝试通过增强经济实力，恢复自己以前在国际外交和大国政治上的影响力。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象征和现实意义，既可以增强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还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外交目标。这篇文章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地缘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联系，以及中国发展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

中国达成了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一成就。伴随着的上架产品，是关于中国政府将如何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和经济杠杆的讨论。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开始施加一种“地缘经济”影响，这种影响正在改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本质以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具体用途方面投入其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思考方式。本文透过“一带一路”倡议(BRI)，探讨了这些辩论以及中国在外交和战略政策方面的演进趋势。“一带一路”如果得以实现，将很好地巩固中国在区域生产流程网络的中心地位，将不可避免地提高中国整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目前，中国的发展使得人们重新评估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和影响力的本质。越来越明显的是，与更多的传统战略因素一样，国家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平衡的相对变化。本文的分析过程如下：（1）在理论和历史背景下讨论地缘经济影响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一直是联系紧密的，但一些历史环境特别有利于运用经济杠杆和（或）治国方略；（2）通过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分析中国是如何整体运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3）思考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影响。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

在我们考虑中国的发展会如何改变其自身以及国际体系的前景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综合的历史观点，以提供一个比较的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这一时期。从一般的历史观点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美国在战后时期的巨大的经济重要性使其能够将自己强加于国际体系，并创建一个反映其自身规范偏好的高度制度化的体系。并且，美国的主导经济地位不仅使其能够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真正的好处，这也是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如此持久的原因之一。美国的经济实力允许它向西欧和东亚许多陷入困境的经济体提供大量物质援助，有助于巩固其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在这种治国方略（statecraft）的背景下，地缘经济力量被用来实现地缘政治目的。有必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如果实现，将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战略环境下运作。

在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冷战的结束具有更大的长期意义。冷战时期，美国专注于意识形态和战略斗争，而这几十年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中国的经济在冷战时期受到了阻碍，意识形态的竞争逻辑限制了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的潜力。冷战结束后，传统意识形态特别是战略对抗重要性的下降意味着各国将开始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正迅速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中心。并且，冷战后，传统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实用性下降，这似乎赋予了经济而非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工具新的，可能是永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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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冷战的“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许多国家对军事安全和开支的关注依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即使在一些观察人士眼中是新“贸易国家”代表的日本，似乎也认识到了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但同时，日本确实证明了国家发展的其他优先事项不仅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在二战后通过对外投资而不是武力实现了自己的优先事项目标。日本的经验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理念和模式，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战略和举措，试图实现类似的地缘经济目标，尽管这些战略和举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实践中的地缘经济

一些观察家认为上架产品，地缘经济是大国政治传统形式的一部分。因此，地缘经济学指的是“应用经济工具推进地缘政治目标”。在这个概念中，地缘经济学是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国家利益仍然是首要的，而地缘经济学为实现这些利益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地缘经济竞争是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如今，这种竞争不仅通常会涉及到国家之外的一系列参与者，而且有能力重塑国家本身，以及自称代表国家的政治精英的思维。

如今，北京拼多多美工招聘中国对自己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占据更核心地位的能力和权利越来越有信心。落实这些雄心壮志的具体工作正在进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有大量的政策试验。在直接地缘经济影响层面，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与参与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影响力。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现有秩序的一些方面感到不满，他们期望在现有制度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是创建一个自己的制度来替代现有秩序。人们需要认识到，这一过程仍在形成中，但已经有重要迹象表明，中国愿意承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际领导角色。在这一阶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在为“一带一路”等宏大倡议提供资金方面发挥潜在关键作用。

2014年的亚太经合峰会上，中国提议建立亚投行与亚太自由贸易区。在此之前，包括亚洲开发银行、10+3等东亚地区现有制度都是由中国的近邻国家建立的。事实上，这些国家追求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平衡”，正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的回应。2015年3月12日，英国成为第一个提出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西方大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变，也表明了它日益增长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其他欧洲主要国家迅速效仿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即使是对于美国最忠诚、最可靠的一些盟友而言，地缘经济问题有时也可能压倒地缘政治问题。

面对这一现实，美国在影响全球经济活动的根本重组及其随之而来的结果方面所能做的是有限的。此外，美国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并且高度依赖中国的经济发展，这限制了美国的反击能力。并且，无论有没有亚投行，中国都已经是最大的国际贷款来源。换句话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绝对物质重要性已经改变了其地位，使其有可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在其近邻。

一带一路——一个雄心？

在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扩大的物质地缘经济影响、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下，制定一个更加自信和外向性的政策议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一带一路”这一倡议将巩固中国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中国既有国家实力，也有实践经验来实现这一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键机构已经为“一带一路”具体方面的实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一些观察人士声称，“一带一路”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是它还有可能解决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条双行道，依然面临一些质疑和挑战。许多观察家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经济潜在影响力的典型体现以及中国在更广泛的外交决策中采取积极主动的一种做法。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地位，使其能够从仅仅寻求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大战略转向可以开始运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来实现以前可能无法实现的外交政策目标。然而，虽然中国的影响力明显比过去更大，但中国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的理由和实施显然也存在潜在的重大矛盾，特别是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交叉的地方。比如，中国所在的金砖五国集团，成员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中印两国的领土摩擦；“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受欢迎程度，也是对这一项目有效性的关键考验。

结论

过去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寻求管理中国经济的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中国目前看起来更像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希望运用自身经济的发展来恢复中国在国际外交和大国政治中的前沿地位，尽管这一倡议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论。但是，本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显然使其能够以比许多观察家在10年或20年前想象的更快的速度实现这些雄心。

“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表明，中国正寻求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以外，比如中亚和其他地区。毕竟，这也正是美国在二战后所做的事情，当时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意味着其领导人感到有必要承担维护和管理国际秩序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对中国试图扮演类似的角色感到惊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它成功了，它不仅将恢复中国的外交命运，而且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增强其地缘经济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中国看似势不可挡地成长为地区重要国家的最具体表现。

词汇积累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太经合组织峰会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it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治国方略statecraft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

译者：杨溢文，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外交政策分析、战略叙事与国际安全

校对 | 陈熙芮 何伊楠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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