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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合法化与大战略小程序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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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nald R. Krebs，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叙事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形成》；Stacie E. Goddard，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关注国际秩序、大战略和全球强权政治等领域。

来源：Goddard, Stacie E., and Ronald R. Krebs. "Rhetoric, legitimation, and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1, 2015, pp.5-36.

导读

本文重点介绍了合法化在制定大战略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合法化的过程对大战略的构成要素以及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方式具有重要而独立的影响。合法化对于定义国家利益、识别威胁、制定政策选项以及动员受众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作者开发了一个“语用主义”模型，详细地说明了合法化影响政治进程和结果的条件：合法化的影响取决于政府对动员的需求和政策的可见性。此外，作者还从演讲者、背景、听众、内容以及技术五个角度，探讨了为什么合法化的努力有时成功地确保了公众的认可，但有时却失败了。合法化是一个重要但晦涩的概念，当前对合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将规范视为外部结构，合法化是外部规范进行内化的过程；二是重点关注合法化从无到有的构建过程。本文的研究属于第二种路径。

核心概念：大战略和合法化

“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关于如何最好地为自己带来安全的理论，具有四个构成要素：1.大战略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而且国家目的与国家手段需一致；2.大战略确定了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并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3.大战略设计出负担得起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威胁。即使是大国也没有无限的资源，大战略必须在目的和有限手段之间取得平衡。4.战略的执行取决于在国内调动所需的资源以及在国外进行外交策略，以吸引盟友并压制对手。

“合法化”是指政治行动者在具体的受众面前公开证明自己的政策立场是正当的，并试图获得这些受众的认同，从而潜在地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的过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通常认为，言辞上的争论毫无意义不值得认真分析，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级政治时。但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政客们都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本投入到唇枪舌剑上，他们暗中承认合法化决定了政治项目的命运。

合法化如何塑造大战略

1.合法化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利益是真实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和构建的。没有置于国家利益外衣之下的目标缺乏合法性，因为它们被认为服务的利益要么太国际化(即全球社会的利益），要么太狭隘（即国内群体的利益）。合法化从两方面对国家利益的产生至关重要：首先小程序美工，有效的合法化克服了公共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带来了需要保护的连贯的集体。其次，有效的合法化代表了超越日常政治琐事和狭隘群体诉求的战略，是为国家的长期福利服务的战略。那些不能使自己的私人议程合法化的人被视为试图劫持国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2.威胁的识别：领导人使用的合法言论是对国家推断全球政治意图的补充。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合理地援引合法的国际准则来解释其行为，比如购买武器或领土扩张，那么这个国家的意图会被认为是善意的。相反，这个国家的意图就会被视为具有侵略性。

3.政策选择：合法化的逻辑表明，由于它们采用的方法在公众看来是不可持续的，一些战略选择会被排除在外，尽管它们在实际上是相对有效且成本低廉的。如果他们真的表达了这些不被公众看好的策略，就会在公开辩论中被忽视，或者被谴责为非法和不可接受。

4.动员公众和资源。通过动员国内外的公众，合法化塑造了大战略的执行：把国内盟友拉上船，以及创建、维持和削弱国际联盟。合法化并不总是被轻易授予的，它既是国内和国际观众动员的促成者，也是约束者。

合法化的根源

全球事件和物质结构的意义并非不言而喻，它们”不会随说明书而来”，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战略的客观输入。合法化的中心地位源于有关人性的两个前提：人类既是注重意义的动物，又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作者提出的合法化模型基于四个分析性的基础：1.行动者既是战略性的又是社会性的；2.合法化通过赋予政治行动意义而起作用；3.合法化总是伴随着争议；4.语言的力量在有争议的对话中显现。作者称这种模式为“语用主义”，因为它集中分析了特定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特定修辞部署。

大战略的合法化:为什么重要，什么时候重要

合法化的政治影响在于两种需求的交集：1.公众对合法化的需求或政策领域的可见性；2.政府对公众贡献的需求或动员需求。公众对合法化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可见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代议制议会机构和自由主义政治机制的根源在于欧洲国家需要调动资源发动战争。政府对资源的需求越大，小程序美工它就越需要合法化。政府经常需要动员公众，无论是有形的资源还是象征性的支持，他们并没有动机尽可能多地保持不可见的政策空间。

作者将两个维度结合了起来，如图1。当政策高度可见且政府必须动员公众支持时，合法化问题最为重要。但当政策高度可见时，反对的政治力量以及公共领域中存在的替代合法化也更有可能出现；当政策相对不可见且政府没有调动公共资源的动机时，合法化会变得不重要；当公众并没有关注某个特定的问题，但政府的政策成功需要大量的公众贡献时，合法化的目的是设定公共议程，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一个政策的可见度很高，而政府对公众动员的需求很低时，由于不需要太多的公众动员，政府没有动力进行正规的合法化，许多强制性外交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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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赢得这场修辞之战？小程序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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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法化是一场口水战或修辞之战，那么是什么区分了修辞战的赢家和输家？为什么一些大战略合法化的努力比另一些更成功？作者认为有五个因素决定了合法化尝试的成功与失败：（1）谁说话；（2）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说话；（3）他们对谁说；（4）他们说什么；（5）他们怎么说。

1.演讲者：一般来说，合法化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可以谈论国家安全，他们的权威来源在哪里以及谈论安全的权威是集中的、非正式的还是分散的。

2.背景：合法化之争也受到制度和话语背景的影响——他们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说话。制度规则可能会赋予一些代理人谈论安全的权力，并将议程设置的权力传授给其他人。通过让官员接受定期监督或保护他们免受监督，这些制度规则也可能使随后的挑战变得更容易或更难。例如，如果制度规则为反对派政客或公民社会提供表达不同观点的机会越多，合法化的胜利就越不持久。大战略合法化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说话的语境。像其他结构一样，话语结构的松弛程度也各不相同:它们可以非常紧密，极大地减少选择，使个人感到窒息；它们也可以非常松散，使个人能够感知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固定”时期，主导话语构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辩论双方的精英们必须用这种说法来证明他们偏好的政策是合法的。在“不稳定”时期，有关国家安全的辩论相对杂乱无章，曾经看似显而易见、甚至是常识的政策立场，如今却面临着广泛的公众挑战。因为此时正是“本体论不安全”的时刻，公众渴望一种能够补充叙事秩序和重新确立政治身份的修辞，所以雄心勃勃的代理人重建国家利益的努力更有可能受到欢迎。

3.听众：听众是修辞战的核心，因为是他们决定了胜利者。合法化构建者的工作不仅仅是说服对方（这甚至不是主要的），而是动员关键选民支持他们的首选战略。

4.内容：内容框架是否有效取决于所部署的框架是借鉴并与常见的修辞公式保持一致，还是与它们处于紧张状态。

5.技术：合法化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还取决于说的方式或修辞技巧。演讲者打动听众的技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隐喻、类比、修辞手法和语气，以及他们如何应和与特定形式的公共演讲或流派相关的修辞惯例。

词汇积累

议程设置

agenda-setting

修辞

rhetoric

公众动员

mobilization of public

政策可见度

visibility of policy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 | 周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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